1983年，我调入六连任指导员。982年底，六连的老兵复员时，由于连队班子不团结，导致部分退伍老兵的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，因此，一些老兵离队当天，个别战士挑头闹事，动粗辱骂并打了连队干部。
这种老兵闹事的现象，在全师多年没有发生过。
六连一年内换了三任指导员，干部战士人心涣散，几名战士私自跑回家，回来后受到连队处分。受处分和入党没有希望的战士，基本处于破罐子破摔的状态。有的早上不出操，工作训练不出勤，闹情绪泡病号，压床板现象屡见不鲜。
我到连队上任后，看到我其貌不扬，不少战士眼神里透出不信任和藐视的目光，心里暗暗在想，前两任指导员都没把连队搞好，看你也不过如此，不会有什么“神功”，等待看我笑话的战士不在少数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我苦苦思索着工作的突破口，不断探索这种被动局面的真正原因，力求尽快打开工作局面。
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”在摸不清干部战士思想动态的情况下，不能盲目发言表态，无的放矢只能让干部战士更加不信任。
为深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状态，我只好找全连干部战士谈心，用3个月的时间我与全连干部战士谈心一遍。
谈心时，多数战士对我是信任的，积极向我反映连队情况，少数战士不信任。总认为连队的问题根深蒂固，几任领导都没能解决，给你反映了也是“外甥挑灯笼，照舅(旧)”。
待我普遍谈心一遍得出的结论，领导班子不团结，处事不公，连队干部各有自己的一帮人。无论立功、受奖还是入团、入党，各自都在为自己的一帮人争取好处，导致没有靠山的战士什么好处也得不到。
年底研究党员发展对象时，更让我领教了这种不团结的后果。连队有5个党员发展名额，各党小组共报上了9个发展候选人。
当支委会研究发展对象时，9个发展对象竟然没有一个超过3票。面对这种局面我只好说，“这样，我们今天先不表决，咱们先走走群众路线，听听全连干部战士的意见再说。”
第二天晚上，我把全连集合在连部会议室，搞了一次民主测评。将9名发展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，选好监票人、唱票人和计票人，每人发一张纸。我简短地说了一下测评的要求，让大家把自己认为优秀的人员写在纸上，只限5人。
一场测评下来超过半数的只有3人。再次开支委会时我让大家先对这3人发表意见，大家对这3人基本没有多少意见，我说那好“我们这次就发展这3人，剩下两个名额作废，今年就不发展了。”
副连长一听，当场就给我急眼了，说:“我没听说过，发展党员还要采取民主测评的形式，有名额不发展作废，你这不是坏么！”
我说：“这不叫坏，这叫严格标准！民主测评是一种辅助形式，最终结果还要靠支委会决定。”说完我就把候选人的入党志愿书，发给所在排长。
后来，一位排长支委告诉我说：“以往像这种情况，把名额一分就完了。”如果按照以往的做法操作，很可能这3人有人入不了党，不够标准的有可能被选定入党。以往战士对连队干部不信任的症结也就在这里。
这次发展党员虽然费了些周折，使战士们看到了改变连队现状的希望，同时，也看到了我与前两任指导员的不同，更增加了几分对我的信任。
一天晚上，连队集合在会议室看电视，我发现连队有个叫“惹不起”的“刺头”战士任玉林没来看电视，我去他班里一看，他正趴在床上写信。我说:“你怎么不去看电视？”他不屑一顾的把头一扬说:“我不想看！”
我走近后说：“哦，你在写信？”他“嗯”了一声。说着我就坐在了他床上。
我说：“听说你是省城入伍的？”
他回答道：“是的，我在家还三次被公安局拘留过来！”我心里想他这是在向我示威，意思在说我不是好惹的，你以后也别招惹我。
我笑了笑说：“你三次被公安局拘留，恐怕都是哥们义气惹的祸，绝对不是偷鸡摸狗或耍流氓被拘留的。”
我话音一落，他马上两眼放出惊奇的目光，问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我说：“我怎么知道的？我来连队这几个月经过观察猜出来的，你这人很爱面子，又疾世奋俗，你把人格看的很重，绝对不会做出格和被人看不起的事。对连队存在的问题你看的很清楚，又不愿意说，我找你谈心时，你一直在说对连队没意见，言外之意给我反映我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是吗？”
他笑了笑，没有表态，算是默认了。我接着说：“你能向我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吗？”在这之前，我已对他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。
他的父母都是省交通厅的高级工程师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都离世了，他跟随哥哥长大，在需要爱的年龄，失去了父爱母爱，他的心灵创伤是任何人也无法弥补的，为此，他成为“问题青年”。
我让他介绍家庭情况，更有利于沟通。他说“不想提家庭情况”。
我说：“谈谈吧，与我沟通一下也可以舒解一下心中的郁闷。”最终他只好向我谈了家庭情况，并向我透露了我不了解的，他父母平反后补了几万元的工资。
他说：“指导员，我每月的银行利息都比你的工资多。”
我说：“玉林啊，你父母弥留之季，最牵挂的可能就是你，你应该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活出个样来，以此告蔚二老的在天之灵。退伍回地方后，遇事要三思而后行，哥们义气不能象以前那么重，你是成年人了，无论怎么说公安局再也不能进了。服役期间要对得起这身军装，对得起军人称号。退伍后尽快找个伴侣结婚成家，不要让你哥再为你操心。”
他最后说：:“指导员，我记住你的话了。”
一个多小时的交流，我感觉基本上他能接受我这个指导员了。没过多久，连队在团礼堂看电影时，因值勤哨兵在屋里写信，一个班里的门被撬开偷走了两件皮大衣。
被盗事故汇报到营里，营让团保卫股来连破案。保卫股长带着保卫干事来连破案，保卫股长看了现场后对我说，“这两件皮大衣百分之七八十是你连自盗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判断百分之百不是俺连的人偷的。”股长说:“你就这么自信！”
我说：“我的自信来自我对全连干部战士的了解，不信你就等看结果吧。”然后股长让我把有作案时间的哨兵叫来，问了情况。又把看电影中途离场去谝老乡的任玉林叫来，保卫股长认为任玉林的嫌疑最大，问得最仔细。任玉林对对他的怀疑很反感，不但不配合还与保卫股长大吵了起来。
我听到后立即到办公室里，一把把任玉林扯了出来。我说：“你与股长吵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怀疑我偷大衣。”
我说：“怀疑你偷大衣有什么不对的？”他一听我说这话更来气了，指着我委屈地说：“指导员，连你也怀疑大衣是我偷的？”
我大声地说：“在没破案之前连我也是怀疑的对象，为什么不能怀疑你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那两件皮大衣就是给你你也不要，更别说偷了。”
他听了我的话，马上由怒转笑说：“指导员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你心胸坦荡早该放心，快去把你今晚的经过向股长说清楚，协助破案。”
我的一句对他信任的话，让他彻底放弃了不信任我的戒备心理。由原来的躲着我不愿与我交流，到星期天节假日主动找我聊天。
退伍时，任玉林主动找我说:“指导员，你需要缝纫机、自行车给我去信我帮你买。”
第二年我探家路过他所在的城市，去看看他生活的怎样，找到他的单位，我俩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准备返回火车站，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走，非留我吃了晚饭再走，我只好客随主便，在他单位门口一个小吃部里要了两个菜，一人要了一碗面条，他要拿酒。
我说自己喝酒过敏，他只好作罢。饭后我掏钱买单，他说什么也不肯。为了怕我误了火车，他打电话找人借了一辆北京吉普，把我送到车站并坚持把我送上火车，直到火车走远了他才离去。
此后多年我和他也没有联系。直到2015年我去他所在的城市，参加战友聚会，向战友打听他的联系方式，借此机会与他见上一面，战友告诉我他已去世多年。
当时，我听说后我心里很难过，辗转反侧一夜未眠，没想到度过了没有爱的少年，又英年早逝，真是不幸。
愿玉林战友在天堂沐浴爱的光辉，愿天堂没有病痛！